应飞虎

437必赢会员中心教授

　　为避免更严重的情形发生，对袭医辱医的行为不能宽容，必须严厉打击。有观点说，目前的医患纠纷很大程度上是由医疗体制造成的，如药价是政府定的；医生看病是一种高级的科研活动，其价值仅仅通过极低的挂号费来体现，明显不合理，等等。如果医疗体制改变了，现实中不好的医生就会越来越少。事实上，每个行业都有不好的人，问题是不能通过打人来解决问题。笔者认为，对袭医行为要严厉打击，对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辱医行为，也不能宽容。假如现有法律对这种行为的严厉处罚有障碍，那可以考虑修改法律。

　　袭医、辱医行为的严重后果显示了这是一种具有极强负外部性的行为，这种案件已经不是普通民事案件。当事人之间可以和解，但这对消除影响远远不够，因此公权力的介入是必需的，这类案件也不宜以调解方式结案。一般而言，一种行为的负外部性越强，公权力就越有必要介入。以盗窃为例，为何法律禁止盗窃者与被盗者之间私了？其原因主要在于：盗窃行为产生了较多的私人成本和巨大的社会成本。如小区中某家被盗，会直接导致小区中较多家庭在防盗方面的大额投资，这种防御性支出在量上往往很大。私了虽然使直接受害者得到补偿，但不能消除其他居民的恐慌及因恐慌而带来的防盗投资。公权力的功能正是要消除这种负外部性。

　　在前述深圳市急救中心的案件中，面对记者采访，打人者王某说：“因一时冲动，打了医生一耳光，现在非常后悔，我向医生道歉。”我们看到，该事件以和解方式结案，打人者也希望事情尽早结束。问题在于，这一行为对医生和医院的影响会随着当事双方的和解而消除吗？众多医生对自身安全的忧虑是否也能随之消除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这就决定了这类案件的公共性、社会性，以及公权机构在任何情形下介入的必要性。

　　对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袭医、辱医行为，我们至少可以依据治安处罚法中的行政拘留予以惩处，不能仅依据处理普通民事案件的思路机械地适用法律。对这类新出现的情形，执法者要高瞻远瞩，全面地看到这种行为的显性和隐性后果，现实和潜在后果，以及直接和间接后果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国较多的执法部门一直存在一种不当的倾向：重视显性后果，轻视隐性后果；重视近期后果，轻视远期后果；重视直接后果，轻视间接后果。这种倾向，实际上是公权力的缺位和对违法行为的过度宽容。这是急待改变的。

　　 （作者：应飞虎 为437必赢会员中心教授）